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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希一往升平世 物我同春共万旬
   发布日期:2017-09-10 12:55    来源:网络整理

长希一往升平世 物我同春共万旬

 

(1898年-1982年)

 

长希一往升平世 物我同春共万旬

 

三十年代的张伯驹

 

■靳飞(学者)

北京不一定是张伯驹最喜欢的城市,却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久的城市,他在北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,他也最终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传奇。

从天津到北京

青春期一腔政治抱负

张伯驹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即公元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秣陵镇阎楼村,谱名家騏,字伯驹,后以字行。

伯驹对于故乡项城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精神认同,事实上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很短,六岁时就北上滦州依嗣父即其伯父张镇芳夫妇居住,他的故乡记忆与情感都是贫乏的。

如果只从情感方面而言,伯驹心里排在首位的城市应该是天津。伯驹刚到滦州,张镇芳便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保,以候补道指分直隶试用,张家全家移居到天津。

张镇芳生于清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864年2月16日,字馨庵,号芝圃。他于光绪十八年(1892)考取壬辰科第三甲第九十一名,赐同进士出身,签分户部任职陕西司主事。袁世凯督直后,张镇芳以同乡兼姻亲关系附袁,获委长芦盐务重任。张镇芳亦长于理财,在其任职期间,长芦盐税高达直隶岁收入的三分之一,成为袁氏在直隶推行新政的最重要经济支柱。张镇芳由此跻身袁氏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坚,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得以擢署从三品长芦盐运使,宦囊甚是丰厚。

张伯驹随张镇芳夫妇来到天津之际,天津正在袁氏新政督导下进行着一场规模浩大的城市改造,城市改以新落成的老龙头火车站为经济中心,铁路运输代替传统的漕运,城市面貌焕然一新。张家所居的东马路南斜街以及张镇芳位于南门内东侧的盐运使衙门,恰处在新兴商业街区的核心地带。幼小的张伯驹从偏僻闭塞、物产不丰的项城小县,骤然置身开放富庶、秩序井然的近代崛起的大都市天津,转瞬间物转星移,这种强烈刺激足令伯驹终生难忘。在天津的崭新环境中,拥有盐运使贵公子新身份的伯驹,度过了他的无忧无虑的“松墨涂鸦,竹枝戏马”的童年与少年时代。天津生活的温馨记忆,在伯驹心中始终具有着特别的意义。

伯驹第一次到北京是在十岁左右。他改口称为叔父的生父张锦芳,出任新组建的中央度支部的郎中,伯驹来京省视亲生父母。这时的张伯驹还没能意识到他的命运日后将与北京紧密关联,他对北京的最初印象,最深的是致美斋的抓炒鱼味道极美。岂料此后的十余年里,伯驹全家又在北京饱尝到人生的苦涩。

清宣统三年(1911),伯驹的青春期方要萌动,时代先行发生巨变。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与卷土重来的袁世凯内外夹击,结束了大清帝国的统治,中国历史进程出现天翻地覆的重大转折。作为新创建的中华民国开国功臣,张镇芳受大总统袁世凯分封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,统揽河南军政大权。张镇芳为报新君之恩,积极致力于要把河南建设为拱卫袁氏政权之“江东”,而且还计划组建北洋集团“豫系”作为袁大总统的江东子弟兵。张伯驹也在父亲所筹划的这盘政治棋局中,被安排投笔从戎,进入开封的河南陆军小学堂读书,目的即是将来可以成长为“豫系”将官。然而,事与愿违的是,张镇芳督豫仅仅两年余就被罢职调京,原因除镇压农民起义不力以外,其“豫系”主张颇犯日益坐大的段祺瑞等北洋诸将之忌,亦有为段等所排斥的因素在内。作为张镇芳督豫的一个纪念,有的版本把张伯驹列为“民国四公子”之一,伯驹所凭借者,即是其曾贵为“中州第一家”的资历。

张镇芳调京后政治上犹未死心,他将张伯驹送入袁世凯亲任团长的陆军模范团受训,仍是要伯驹在军事上有所发展;张镇芳则谋求重掌北洋财权,他的办法是,在1915年3月26日创设盐业银行,想利用官商合股的商业银行模式,把政府主要收入的盐税控制在自己手中。遗憾的是,很快袁世凯称帝失败身亡,张家父子失去政治靠山,不仅各种幻梦俱成泡影,而且因为政治对头的段祺瑞上台执政,张家面临倾覆大患。危急中张镇芳忙不迭投靠握有重兵的张勋,却一下子踏入复辟泥潭,张镇芳被抓捕入狱,盐业银行也被属于段祺瑞皖系势力的吴鼎昌趁势夺取。

张家遭遇大劫,年方二十岁的张伯驹突如其来地被推到风口浪尖,为那些觊觎其家资的政客们玩弄于股掌之上,前后数月就耗去大半资产。张伯驹并不醒悟,在张镇芳被判处无期徒刑旋即保外就医后,伯驹继续在政军两界四处活动,结交张作霖、曹锟等军阀,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1921年2月1日,在张作霖干预下,盐业银行重新推举张镇芳为董事长,稍晚补张伯驹为监事。虽然张氏父子仍无领导权,但总算挽回些面子,并在银行领取薪水、参与分红。1924年2月至3月间,伯驹还得到一个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的职位,伯驹为之踌躇满志,“余少年从戎入秦,宝马金鞭,雕冠剑佩,意气何其豪横”;可笑的是,伯驹抵达西安才发现,督军公署类似这样的闲差竟多达数百人,且各有背景闹得乌烟瘴气,伯驹只好意兴阑珊地匆匆返回北京。

西四弓弦胡同

三十岁开启新的生活

北京自袁世凯逝后,皖直奉三系军阀轮番登场,动辄兵戎相见;自然环境也伴随人祸而恶化,瘟疫水患等灾难不绝。生活在北京的人们,莫不感到极大的压抑与恐惧。在这样的几欲令人窒息的城市气氛里,张伯驹在1927年2月23日迎来了虚岁三十岁生日。伯驹填词《八声甘州》一首,词云:

几兴亡无恙旧河山,残棋一枰收。负陌头柳色,秦关百二,悔觅封侯。前事都随逝水,明月怯登楼。甚五陵年少,骏马貂裘。

玉管珠弦歌罢,春来人自瘦,未减风流。问当年张绪,绿鬓可长留?更江南落花肠断,望连天、烽火遍中州。休惆怅,有华筵在,仗酒销愁。

张伯驹痛定思痛,对自己前三十年人生历程作出深刻反省。张伯驹决定要彻底放弃其政治野心,开启一种属于个人的新的生活。

张伯驹购置了西四弓弦胡同一号的新宅,作为新生活的园地。其宅占地十三亩,早年似是清宫南花园一隅,据说隆裕皇太后还曾驾临过;宅中花木扶疏,尤其是正厅石阶左右四株西府海棠开得最好。

张伯驹还为自己的新生活找到新的偶像,就是袁克文与余叔岩。袁克文是袁世凯的第二子,才高,地位高,成就高,在民国初年曾经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领袖,有如“新文化”阵营里的苦雨斋周作人。余叔岩则是“伶界大王”谭鑫培的继承者,民国时期代表艺术的京剧的代表艺术家,且因身体原因而深藏不露,极少参加公开演出,愈为梨园内外所珍视。袁与余所表现出的气质,正如同周作人在《论语小记》里所说的,“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,他有一肚子理想,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,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,不再来多管”;袁克文、余叔岩与张伯驹等人,即是近现代出现的“隐逸”者,尽管做不得“农工”,但他们改在文化与艺术领域,勤勉劳作,矢志不渝,成为出色的“文工”与“艺工”。

张伯驹之走向隐逸,还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奇事相关。伯驹在那时偶然收藏了两件从清宫流出的康熙帝墨迹,一件是为嵩山峻极宫题写的“嵩高峻极”匾额原件,一件是为清儒庞垲题写的“丛碧山房”匾额原件。这两件原本甚是寻常的藏品,偏是最能勾动伯驹心事。

在张家最为鼎盛的张镇芳督豫时代,适逢张镇芳五旬寿辰,袁世凯亲赠寿联云,“五岳齐尊,维嵩峻极;百年上寿,如日中天”,所用的正是“嵩高峻极”之典。庞垲“生有至性”,七岁时父亲入狱,母亲忧急而亡,庞垲哀恸欲绝,感动街巷,邻里们相助庞垲将母亲殓葬。张伯驹嗣母智氏,亦正是因张镇芳身陷囹圄而受到惊吓,于1918年7月在天津病亡。所以说,康熙帝这两件墨迹,竟然如此切合伯驹家事,世事弄人,能不令伯驹感慨万千!伯驹从中似乎得到了一种来自冥冥中的指引,从此“前事都随逝水”,改以“丛碧”为号,改弦更张,并正式开始收藏书画,“嗜书画成癖”。

(下转34版)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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