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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最后的“政治遗产”及“三份遗嘱”
   发布日期:2017-09-03 11:55    来源:网络整理

1937年9月,毛泽东在《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》中指出:“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,在仅仅两三年之内,获得了巨大的成就,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。”这一切正得益于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,得益于孙中山重新阐释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。这是孙中山最后的政治遗产,也是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”。

孙中山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

十月革命胜利后,孙中山虽然仍在寻求日、德、英和美国的援助,但是,列宁和苏维埃已引起他极大的兴趣。早在1918年夏,孙中山便以党的名义致电列宁说,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,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,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。他还寄予美好的预期:中俄两个政党团结起来,进行共同的斗争。

次年3月,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格奥尔基?齐契林给孙中山复信,信中引用孙中山常说的话:即在事实上,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,那就是在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,解放人民,建立持久和平。这封信虽然没有送达孙中山手中,但是,苏联的意向和愿望,已经明白无遗地表现了出来。

1920年7月,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,孙中山和列宁均为大会的名誉主席,孙中山被邀出席会议。几乎同时,列宁也给孙中山发来法文电报,邀请他到苏联去。同年11月,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陈独秀介绍,专程往上海拜访孙中山,这次愉快而又短暂的会见,给这位年青的苏俄共产主义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1925年3月15日,他在苏联《真理报》发表文章回忆说:

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。房子很大,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。他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到四十七岁(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)。他身材挺秀,举止谦和,手势果断。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,他身穿草绿色制服,裤腿没有装在裤筒里。上衣扣得紧紧的,矮矮的衣领,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。…… 我们临走前,谈话快要结束时,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。显然,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: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 解放出来 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。

同维经斯基一道来中国的,还有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马林,正是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,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实际进程。1921年12月下旬,马林专程来到桂林,与孙中山会谈。孙中山详细而又认真地询问马林这样一些问题:俄国革命、共和国的发展、新经济政策、苏俄的舆论宣传和红军政治工作。马林也以同样的态度,回答所提的各种问题,并提出三条建议:国民党必须改组,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;必须建立一个军事学院,以便为革命奠定武装基础;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。两人会谈后,孙中山的心情尤为兴奋,立即写信给廖仲恺说: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中国工业发展计划颇有相似之处。

1922年8月,苏联政府副外长越飞来华,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、商务等事宜。同时,他又派人持函来上海,在林伯渠、李大钊的陪同下,会见孙中山。来人与孙中山会谈了六天。之后,孙中山、越飞多次函件来往,互通各自关注的信息。孙中山期待着与越飞的直接会晤,但是,令孙中山困惑不解的是,苏联政府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,对此,他曾直率地提出过质疑。国民党元老张继受孙中山委托,就此专门会见越飞,他回忆说:

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,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,躺在床上。他说:“这是革命党应得的病。”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,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。我猜想总理的信里,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,你来中国,应该来见我,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?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,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,解释说:“苏联革命刚成功,形势很危险,不能不拉拢,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,不是可以走直线的。”他说的话,初听也颇近情理。

1923年1月17日,越飞来到上海,两位职业革命家首次会晤,气氛非常融恰。他们都通晓英语,可以直接交谈,无需别人翻译。后来,他们又进行了多次会晤。孙中山希望苏联政府能够给中国革命以帮助,表示将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考察,如果苏联能派出政治、军事顾问,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。越飞对此表示赞同,并答应将会谈的情况,详细地报告给苏联党和政府,以期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。

孙中山和越飞的频繁接触,引起英租界特务怀疑和监视。于是,孙中山改派廖仲恺与越飞到日本会谈。廖仲恺的哥哥廖凤书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,公使馆可以提供安全的庇护。可是,后来还是被东京“特高课”察觉。于是,会谈的方式又重新改变,越飞以医治足疾,廖仲恺以给女儿治病为由,相继转移到热海温泉,他们在这里继续所讨论的话题。

1923年1月26日,孙中山、越飞《联合宣言》在上海签字。《联合宣言》说:“中国最紧急之问题,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,与完全国家独立的获得。”“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,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。”“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(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)之基础,另行开始中俄交涉。”这个宣言的签定,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大转机,如毛泽东所说:“孙中山在绝望里,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。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,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,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。”

孙中山称赞国民党一大宣言是破天荒举动

1923年6月,中共三大通过《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》,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,实行两党的党内合作,同时,又要保持政治、思想和组织的独立性。

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,并非是两党的惟一共识。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就极力主张国共两党结成党外联盟,而国民党内更是谣言四起,怪论百出,甚至担心国民党会被“赤化”。雄心勃勃的马林也被搅得一头雾水,晕头转向。好在不久,他便接到指示,回莫斯科复命去了。

孙中山期待着苏联的积极反应。9月底,孙中山收到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来信,介绍鲍罗廷来广州,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。10月6日,鲍罗廷来到广州,下车伊始,便拜访孙中山,他们自此经常彻夜交谈。此时,国民党因改组而引起层层波澜,孙中山也自感压力很大,便将许多苦恼的问题,一一求教于鲍罗廷。鲍罗廷根据孙中山所提出的问题,提出很多好的建议,如修改党纲,制订党章,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,在广州、上海首先建立党的核心等。

鲍罗廷的建议很受欣赏,孙中山立刻采纳和实施。10月19日,他选任廖仲恺、汪精卫、张继、戴季陶和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,筹划改组问题。接着,又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,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,具体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。此时,他尽管为指挥击退陈炯明袭扰广州的军务所缠身,还是努力挤出时间,赶回广州主持会议,实在脱不了身,便委托廖仲恺主持。自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起,每周都要召开两次会议,约略算来,已有28次之多,议决要案400多件,为国民党“一大”的顺利召开,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

1923年11月12日,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《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》,指出:“分子淘汰,去恶留良,吾党之奋斗之成功,将系乎此。”这个宣言一发表,立刻遭到党内右翼势力的非难,其中最为突出者,便是孙中山的多年战友邓泽如。这些人联名上书孙中山,老调重弹,歪曲国民党改组是陈独秀幕后牵线所为,共产党是要借国民党的躯壳,注入共产党的灵魂,并危言耸听地说:“五年之后,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!”他们还怀疑国民党的新党章草案等,是受陈独秀的染指和影响。

孙中山面对来自党内的疑惑和压力,既要做耐心而又具体的说服劝诫,同时,又不能任其自流,以讹传讹,使改组工作半途而废,所以,对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恶意诽谤,他必须给予无情的反驳。他在相关的文件上批示道:

此稿为我请鲍君(即鲍罗廷,作者注)所起,我加审定。原为英文,廖仲恺译 之为汉文。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,切不可疑神疑鬼。总而言之,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。

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,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。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。所望表同情,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国家与被压迫之人民。此次俄人与我联络,非陈独秀之意也,乃俄国自动也。

1924年1月20日至30日,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。出席代表165人,其中共产党23人。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,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:“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,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,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。”会议期间,孙中山共发表七次演讲。会议通过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,孙中山尤其称赞这个宣言,“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”。这个宣言确定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。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,终于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革命道路。

大会通过决议,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。选举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。在24人的执行委员中,共产党员3人:李大钊、谭平山、于树德;在17人的候补执行委员中,共产党员6人:毛泽东、林伯渠、张国焘、瞿秋白、韩麟符、于方舟。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农民部等都分别由共产党人主持,所有各部的秘书,也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。

国民党“一大”后,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的努力推动下,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工作成绩显著。孙中山对形势的发展,十分满意,他说,国民党的改组“功效卓见”,其一年多的工作,“可抵以前十倍时间所为者”。到1926年1月,已有广东等11个省成立省党部,广西等8个省正在积极筹建之中。此外,还有广州、北京、汉口、哈尔滨四个特别市党部。国民党员已达14万人之多。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、青年和妇女运动都蓬勃开展。

国民党“一大”期间,孙中山还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筹建。1924年5月5日,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式开学。孙中山出席开学典礼,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,他说,我们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,是“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,成立革命军”,从而“把革命军的事业重新来创造”,“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,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,来挽救中国的危亡”。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,蒋介石为校长,廖仲恺为党代表。

军校聘请了苏联顾问,如:鲍罗廷、加伦、巴甫洛夫、斯切潘诺夫等。军校一直得到苏联政府的各种援助,初创时,苏联政府便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开办费,还不顾帝国主义的敌视和阻挠,由伏罗夫斯基号军舰给送来近万支枪和大批山炮弹药。孙中山对此尤为感激,专门为苏舰召开欢迎会,并致欢迎辞。

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,军校发展很快,除黄埔外,还设有潮州、南宁、长沙、武汉等分校。黄埔第一期有学生500多人,第一期到第四期的毕业生,已有4981人,到1927年7月,黄埔学生有2万多人。

孙中山指出商团叛迹显露 万难再事姑息

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,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发动派的恐慌,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的仇恨。他们处心积虑地想使广州成为其控制中国南方的殖民策源地,所以,他们便急不可耐地要颠覆广州革命政府,一面以军械支援陈炯明对广州革命政府的窜扰,一面怂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,以武力抗争广州革命政权。他们极富煽动性地对陈廉伯说:“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,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,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。”陈廉伯也真的不知天高地厚,恬不知耻地做着“中国的华盛顿”的迷梦,利用其在商界的影响,积极培植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商团的武装实力,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相抗衡。

1924年8月10日,陈廉伯通过非法手段购得德制76.3口径枪万支,手提机关枪42挺,大炮2门。这些武器运抵广州时,孙中山便早已获悉,一面致函广州商团,知照他们:“陈廉伯确有谋为不轨之事,闻其中策划者有外国人,定期8月14日推翻政府,取而代之”。同时,下令将船只、枪械统统扣留。可是,商团非但不幡然醒悟,反而召集2000多人,来到大元帅府广场请愿,要求发还扣留枪支,并且扬言,集结人群“三天不散”。陈廉伯的弟弟陈廉仲还疏通各国驻广州领事馆,企图通过外国人给孙中山施加压力。他们甚至叫嚣,如果不答应商团的要求,全广州将实行罢市。

孙中山来到广场,与请愿的商团见面,将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者的真相,详细地向他们说明清楚,劝告他们不要阻碍国民革命。在听了孙中山的讲话后,许多商人恍然大悟,纷纷说:“上了别人的当了!”开始离散而去。可是,到了15日,广东各县的商团又派代表来大元帅府请愿,仍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。孙中山答复说:“陈廉伯私运军火,企图推翻政府。其中一部分由商人集资购买者,当令省长查明发还。”20日,孙中山下令通缉陈廉伯。商团总部迁往佛山,陈廉伯则躲在沙面,由佛山商团恶霸地主陈恭受主持活动。广州市和附近城镇开始全面罢市。

孙中山立即下令停止罢市,宣布广州全市戒严。同时,又下令调兵戒备,随时准备平息商团的叛乱。这场叛乱的由来及恶果,英帝国主义者难辞其咎,孙中山愤然向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提出抗议。在孙中山的严正抗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之下,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由公开干涉改为暗中支持,商团的反叛活动也由明目张胆变为隐蔽狡诈。

这时,孙中山决定北伐,9月18日,《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》发表,指出,北伐锋芒所向,不仅是曹锟、吴佩孚,而是要反对一切军阀和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。孙中山将大本营设在韶关,并在这里召开誓师大会。北伐军兵分两路向湖南、江西进发。北伐的目的十分明确,那就是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,以摆脱半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,建立一个自由而又独立的国家。

孙中山就要离开广州了,商团又以为有机可乘。他们蠢蠢欲动,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二次武装进城请愿。为服从北伐的大局,尽快地筹措北伐经费,孙中山答应有条件地发还扣押的枪械。10月9日,孙中山给蒋介石下令,让将入库的商团枪械,交由广州市市长李福林,由李福林负责同商团谈判。商团在得到这些枪械后,非但不按照协议募捐北伐经费,反而恶狠狠地向广州革命政府施加压力,企图负隅顽抗,与广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礼。

广州的形势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,蒋介石致函孙中山,要求他早日回省,表示将“死守孤岛,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”,以“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”。10月10日晨,孙中山给在广州的胡汉民、杨希闵、许崇智、刘震寰、古应芬、蒋介石、李福林等发来特急电报,明确表示:“商人罢市,与敌(指陈炯明,作者注)反攻,同时并举,叛迹显露,万难再事姑息。”“如果确有其事,则用干部及其他学生,协同福军(指李福林的军队,作者注)忠勇之士,临门劝告。”倘若劝告无效,商团执意要全面罢市,则应坚决果敢地武力平息叛乱。

这一天,广州市的工、农、兵、学、商等团体集会庆祝“双十”节,愤怒声讨商团和帝国主义的罪行。会后,举行游行,当队伍途经太平路时,蓄谋已久的商团军突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。在西濠口的商团军也拦截游行队伍,残忍地屠戮被冲散的工人和学生。亲身经历这场血雨腥风的李朗如,在事过境迁多少年后,还能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风雨如晦的时空场景:

当游行队伍从长堤转入太平南路时,突遭广州商团军开枪扫射,当场死亡有黄驹等数十人,被捕者数十人,受伤者不计其数。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,把打死的人,刨肝剖肺,割头断脚。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,拿到沿街示众。商团还在西关一带,将反孙倒孙标语,贴满墙壁及电灯杆上,如“驱逐孙文”“反对国民党”“孙文下野”等;又剪出报纸或孙中山像,剪开两截或两片,倒贴街上,有些双目被挖去,伴以一联曰:“一世只凭三寸舌,再来不值半文钱。”

革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,孙中山立刻成立以自己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,委员有许崇智、廖仲恺、汪精卫、蒋介石、陈友仁、谭平山。他命令革命委员会便宜行事,坚决弭平商团事变。10月15日,工团军、农民自卫军、黄埔学生军与滇、桂、湘、粤各军,分五路包围商团军驻所西关。商团军凭借铁栅栏和高楼,居高临下,开枪射击。商团反叛不得人心,在他们负隅抵抗时,西关内的工人已行动起来,放火焚烧他们盘踞的工事,熊熊烈焰之中,商团军鬼哭狼嚎,夺命而逃。

这场战斗只进行四个小时,商团军首恶分子便逃往香港,其余分子都被缴械投降。第二日,孙中山便电令胡汉民,“不必畏惧外人干涉”,将西濠口商团的大新公司占领充公。不多日,孙中山又电令胡汉民,凡所占领的商团各机关房所,一律充公,永不发还,“用作党所或书报社,以为此次殉难者之纪念事迹”。

孙中山弥留之际签署三份遗嘱

1924年10月,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,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。

孙中山行前发表了《北上宣言》,主张速开国民会议,废除不平等条约,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。他在北上之际,十分慎重地安排了广州事务,委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,谭延闿负责北伐。他同意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部长,起用另一名共产党杨匏安担任组织部部长,并将共产党员彭湃、阮啸先调入组织部。孙中山行前的这些人事安排,正是他从长计议,用心良苦之处,诚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历史教授韦慕廷所说:

这些任命证实了孙中山的决心,把党内的新鲜血液输送到负责的岗位上去。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拟议在数月之后召开这一事实来看,这些都是一些关键性的职务。

11月13日上午,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,还有汪精卫、李烈钧、戴季陶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,乘永丰舰北上,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,又由上海取道日本抵天津。途中,孙中山针对英、美帝国主义者的挑衅,再次重申反对不平等条约,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,表示:“这次单骑到北京,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。”在回答外界所传他将作大总统时,孙中山平静而又认真地说:“我的态度是决计推辞,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,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。……我先要处于国民地位,同各国再交涉废除从前不平等的条约,脱离奴隶的地位,到那个时候,才再可以同国民说做他们大总统的话。”

1924年的最后一天,孙中山抱病乘车来到北京。消息传出,朔风凛冽的北京,竟洋溢在喜庆的热潮之中,大街小巷悬满欢迎的彩旗,人们奔走相告,从车站到东长安街站满了欢迎的群众,人数达十万之多,翘首相望的人流,被各种颜色的彩旗装扮得五彩缤纷,鲜艳夺目。冯玉祥特意从张家口打来电话,指示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,负责保护孙先生。鹿钟麟奉命到车站一看,立刻愣了神,站台上早已挤满黑压压的人群,考虑到安全问题,鹿钟麟赶紧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,想让孙中山由永定门提前下车。

当火车在永定门停靠,鹿钟麟上车请孙中山下车时,孙中山很不高兴,他说:“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,我是为学生为群众而来的,我要见他们。请不必担心,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,也不要紧的。”当火车载着孙中山停靠在北京站时,早已在此伫候凝望的嘈杂的人群,却奇迹般地平静下来,而更令鹿钟麟惊奇的是:“学生的秩序,立时就自动整理好了。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。没有一个人乱动,也没有一个人说话,只听得欢迎他的许多小旗在风中瑟瑟地响。”此情此景令鹿钟麟终身难忘,几十年后,他还禁不住感叹道:“学生和民众,是如何地爱他,他也是如何地爱青年爱民众。”

国民党北京支部马叙伦等,代表北京民众上车,用藤椅将孙中山抬下火车,这时,肃穆已久的群众的情绪一下就鼎沸了起来,欢呼声此起彼伏,响彻云霄。孙中山发表简短的谈话,他说:“此来不是为争地位,不是为争权力,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。”之后,孙中山被护送到北京饭店。

此时,北京的政治局势已有极大的变化,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已被排斥,直系曹锟、吴佩孚虽被推翻,可是,段祺瑞却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,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。段祺瑞提出,要以所谓善后会议取代国民会议。孙中山虽在重病之中,态度依然那么坚定,认为所谓善后会议和以前的“督军会议”“南北会议”没有什么区别,因为,“会议构成分子,皆为政府所指派,而国民对于会议无过问之权。”考虑到实际存在的状况,孙中山建议会议作两项改变:一、“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,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、商会、教育会、大学、各省学校联合会、工商农会等”;二、“会议事项,虽可涉及军政财政,而最后决定之权,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。”一心想当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段祺瑞,自然不会采纳孙中山的建议。于是,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全党:所有国民党员,不得参加善后会议。

孙中山入京后,所请的多位外国医生,对他的病情诊查后,得出一致的结论为肝癌。1925年1月26日,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,动了手术,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肝脏。他每天都要接受化疗,他的病情也每天向外界公告。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,于2月28日,移住到顾维钧的寓所。

孙中山的病情日趋恶化,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,由汪精卫、鲍罗廷、陈友仁起草和记录的遗嘱共有三个:《总理遗嘱》《致苏联遗书》和《家事遗嘱》。3月11日晚9时,孙中山自知病危,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,轻声对他们说:“现在要分别了,拿前日预备的字来,到签字的时候了。”汪精卫取过遗嘱,宋庆龄扶孙中山的手签名。宋庆龄泪流满面,在场者无不唏嘘涕泪。

孙中山见大家环绕在床前,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说道:“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,是谋求和平统一。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,是开国民会议,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,建设一个新国家。现在为病所累,不能痊愈,死生本不足惜,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,这是不能无遗憾的。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,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,达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。那么我虽死了,也是瞑目的。”次日上午9时30分,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,终年59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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